冯 乐
领了钱怎么像共产党员呢—苏区的红色商人
1931年7月,国民党军队对苏区发动第三次军事"围剿”,兴国县是当时第三次反“围剿”的主战场。在残酷的战争影响以及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下,兴国群众的生活变得极端困难。由于市场萧条，商品奇缺,当地百姓连日常生活所需的食、盐、布匹，都极难买到,日常生活实在难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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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7月,国民党军队对苏区发动第三次军事"围剿”,兴国县是当时第三次反“围剿”的主战场。在残酷的战争影响以及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下,兴国群众的生活变得极端困难。由于市场萧条，商品奇缺,当地百姓连日常生活所需的食、盐、布匹，都极难买到,日常生活实在难以维持。
中央苏区有位共产党干部被老百姓呼为“何青天”，他就是担任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兼临时最高法庭主席、中央内务部代理部长的何叔衡。身兼数职的何叔衡身上随时背着三件宝：布袋子、手电筒和记事簿。布袋子是他自己设计、请人特制的，袋子中分成几个小袋子，叫作“袋中袋”，每个小袋都有它特定的用场。
1932年4月，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决心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献给人民。一天，他对第十三军政治委员何长工说：“何政委，共产党人不能有私产。我在旧军队中还有一点积蓄，存在军需官那里，把它拿出来全部分给战士吧！”何长工劝他说：“你辛辛苦苦搞了一辈子嘛，这点积蓄，是不是留下一部分，给你家老人养老？”
在兴国县流传很广的“老彭办米”的故事，反映了一位苏区基层干部舍身忘家、筹集粮食支援前线的感人精神。“老彭”是兴国县长岗乡新溪村的一位村干部，名叫彭国亮。他被群众选举为村干部后，上任头一句话就是：“做党员、当干部，就是要在群众中模范带头。”
“为官不贪，清正廉洁”，应是共产党人的品格，也是赖森和的写照。1930年4月，赖森和当选为于都县苏维埃执行委员，担任县苏维埃政府财政兼分配委员会主任，掌管全县的财物分配大权。他家人知道后很高兴，以为家里就要发财了。但是，赖森和却让家人把他常穿的破布褂带来穿。
1934年3月的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草草地吃过早饭，就交代总务处通知召开全行会议。会上，他首先把《红色中华》报上刊登的文章《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一字一句地读了一遍，然后向参加会议的人员详细分析了当前严峻的军事斗争和经济建设形势。
谢觉哉作为“苏区五老”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是我国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在延安时期，谢觉哉就凭借“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的优良作风，赢得群众广泛赞誉。
1934年，由于红军对敌作战消耗极大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中央苏区遭遇到空前的困难，各种物资极其匮乏。为了支援红军前线作战，中央政府先后发动了几次节省运动，并号召全体工作人员自带伙食办公，自带干粮下乡。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每月同大家一样领取几块钱津贴，经常带着干粮下基层检查工作。
1933年8月的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带领江西军区参谋长陈奇涵前往长胜县铲田区搞调查研究。到铲田区后，他们来不及休息，便分头扎进了群众中。中午时分，铲田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钟赤牯邀请毛泽东一行到他家吃饭。
在中央苏区的反贪风暴中，第一个被处决的是瑞金县苏维埃政府干部谢步陞。谢步陞是个善于投机的人，自幼家贫，12岁时就给地主打短工，1929年参加了工农武装暴动队并一度成为暴动队队长。面对“红”“白”拉锯战的险恶形势，谢步陞不辞而别，离开暴动队。
